崖西镇新、旧民的交替情况

　　崖西镇古代是新会毛姓等旧民聚居的地方之一，又是在宋元“崖海之战”的战场的西岸，还是明代在此建立长达十四年的农民起义根据地。古代的崖西，各个乡都居住着毛姓等旧民，元代毛姓外逃，或改姓后，仍然是其他姓氏的旧民为主。新民的迁入，据《崖西志》所载：“宋末：钟、杨两户共十一人。元末：杨氏(仙洞)二十五人，钟氏(苹冈)二十五人，陈氏(京梅)十八人，黄氏(黄冲)二十六人共二十九户，一百〇四人。”“明初(1400年)的人口，包括后迁入三村李姓，水背、坑口、京背的黄姓人口是五百之间比较接近。”在明朝，崖西公路上的村庄和公路下的三村松山里、旺冲旧冲，仙洞田墩，坑口等村庄已形成，“总人口约为三千左右”。因此，大量新民迁入崖西，是在于明代。

　　《崖西志》载：“崖西镇在明朝前后是一个多姓氏的地区，以后不断出入变动。全镇曾自有住宅先后定居的男姓，共有七十七个姓氏”。有毛、刘、钟、杨、黄、陈、李等旧民和新民的姓氏。有原居住这里的旧民；各地起义农民及其家属；以及大量新民迁来，交错迁入而形成多姓氏在此居住过。除了新民中没有毛姓外，同姓的新、旧民交替迁出迁入，例如：旧民毛、刘两姓在矮岗人走村毁；新民刘姓从陕西省迁到南雄——荷塘——崖西南合和田墩村。在崖西迁出的姓氏众多，绝大多数不知去向，其中毛姓人数最多，他们从十多个乡(村)迁走；一条村迁走姓氏最多是白坌朗(有毛姓等11个姓氏)和坑头村(有毛、方、区、雷等11个姓氏)。新民迁入崖西，最早是南宋咸淳年间钟、杨两姓迁来苹岗和仙洞。在元代：陈姓从南雄——台山冲金——崖西长岗，分支京梅、坑头和旺冲村；黄姓从南雄——新会杜阮——元末迁崖西黄冲(另有说是从东莞荼园迁来黄冲)；廖姓从南雄——南海贺丰乡——崖西仙洞村等。在明代：钟姓分支南合村；黄姓从杜阮迁来水背和坑口、从台山迁来京背和麦田；陆姓从南雄——新会社仑地——崖西仙洞；李姓从南雄——广州——新会西郊——台山独岗——崖西三村；以及刘、任、张等姓，分别迁来田墩、甜心、坑美等村。新民取代旧民，旧民外迁或原地自附于新民。已改为姓王的黄冲毛族，再改为黄姓，归附于从杜阮或东莞迁至崖西的黄姓新民；京梅毛姓外迁或改为陈姓后，该乡的马、雷两姓和下户(奴隶)龚、黄两姓先后改为陈姓，同归于从长岗乡分支京梅乡的陈姓新民，当地有传说：京梅陈姓“左边掏马，右边掏骡(雷)”。钟显宗先生长期在崖西工作，他每到一村，完成本职工作外，对该村的文化历史进行调查，一一笔记。对姓毛人居住过的村庄，逐一调查，积几十年的调查资料，写成《崖西志》，为破解姓毛人间蒸发之“谜”，立下首功，在此表示感谢他。

    新会千年历史，是旧民和新民所创造

　　公元420年(南北朝•宋)，设置新会郡(相当于现在的五邑地区)，始有新会，至今已有1585年的历史。明代新民取代旧民，渐渐遗忘了旧民，由于旧民中毛姓族大，留下“毛公毛婆之谚”，成为旧民的代表者流传于民间。新民大部分是在南宋咸淳年从南雄珠玑巷迁来，成为新会(五邑地区)的土著人，五邑民间流传：“纪元必曰咸淳年，述故乡必曰珠玑巷”，“咸淳年”成为最古远的名词。咸淳年是1265——1274年，距今有740年历史，比1585年的历史，少了845年，这段历史渐渐遗忘，出现“官冲碗山之谜”(已从出土文物证实是唐窑)；“十万毛姓人间蒸发之谜”(待解开)；新会县志人物传中没有唐代人物和旧民著名人士，……等。

　　新会人有没有唐代著名人物和旧民著名人士？新会最早的历史人物、“三世刺史”之一的冯融，他的曾孙冯盎以及冯盎儿子冯智戴，在唐朝封为“越国公”和“左武卫将军”。冯融的族孙冯士翙，在唐朝任冈州刺史，官至右武卫将军，他在新会(冈州)工作和生活，这都是唐代的著名人士。北宋著名人物黄道娘，其身份被改为明代人，旧民变成新民，女富豪、大慈善家变为穷寡妇。她比松江县的黄道婆早一个朝代，变为晚一个朝代，并神化其传说：黄道娘是新会黄村人，生于明朝嘉靖年间，她父亲是个秀才，仅得她一女，爱如掌珠，把己所学授与她，择婿都会村黎秀才。次年，黎秀才上京赴考，途中染病，回家旬日身亡。黄道娘闻噩耗，悲恸不已，归赴都会村夫家，以织蔴纺布、创制纸条(细纸管用来点燃食水烟管之用)，赚钱养活家姑，家姑去世后，独自居家勤于纺织，积有余资，济于穷人。有一天傍晚，有一老道妇上门借宿，天明道妇不知去向，留下天书数卷，她依照天书修道，神通广大。银洲湖一带每年盛夏，积涝浸死禾稻，黄道娘使法，用织布梭打通各条河道排水，从此永无西潦之灾。黄道娘修炼成仙升天，有一孕妇半夜听到有飞行风声，开门仰视，见道娘飞在空中，道娘被孕气所冲，肉身堕地，灵魂成仙，肉身葬于都会村后山(罗山咀)，她就变为明代的仙姑。县志人物传“忘掉了”他们。

　　新民的语言，不是他们来自珠玑巷的珠玑方言，而是讲旧民的话——粤语。《南雄珠玑方言志》载：“在珠江三角洲粤、客、闽诸方言中，唯有客家话与今天的珠玑方言最为相近，粤、闽方言与珠玑方言分属不同的方言系统，已有相当的差距，基本不能直接通话，既然珠江三角洲数以千万计的居民祖上来自珠玑巷，为什么多数人说的是粤方言而不是今天珠玑巷的客方言呢？……在珠玑巷迁民大规模向南播迁的两宋之前，粤方言在珠江三角洲一带已基本形成，……(他们)被强势的粤方言所替换，在不知不觉中被放弃了，也可能有一些方言成分被粤方言所吸收。”“珠玑巷凭借其重要的交通位置和显著的商业地位，也不断吸收周边地区新的移民(和归籍)”。由于明代江西、福建大量客家人迁到粤东北和粤北的南雄等地垦荒，“珠玑巷方言具有明显的客家性质，可能与这些移民直接相关。”而南迁珠三角的新民是入乡随俗，放弃珠玑方言，接受旧民的方言。“粤方言的形成，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。……战国时代，有大量的楚人来到广东，才开始大规模传播汉语，……秦汉时期，粤方言接受中原汉语更多的影响，同时，土著民族语言——古越语的许多特点也在粤方言中沉淀下来，……晋代，中原相继发生了‘八王之乱’和‘五胡乱华’，大批士民向南迁徙，……使粤方言接受更多的汉语共同语的特点，……唐代，粤方言逐渐形成为一支独立的方言，有自己相对独立的语音体系和词汇系统以及语法结构。……宋代的粤方言，……它所用的语音和词汇，可能已奠定了现代粤方言的基础”。唐、宋朝代，广州是我国主要出口贸易的港口，“以广州为中心的粤方言，一定有了相当的地位和影响”。粤方言保留有古汉语，《新会县志》载：“新会话保留古汉语的成分比广州话多。……不同的如：‘赶集’，广州话讲‘趁墟’，新会话讲‘等墟’；广州话讲‘月好光亮’，新会话讲‘月候’，……又如‘什么时候’，广州话讲‘乜野时候’，新会话讲‘几时’等。上述的‘等’字，是古汉语‘登’字的变音，‘候’字由‘皎’字而来，‘几时’等，都是唐代的常见字。”新会方言以会城话为代表，属粤方言五邑片的一种，和广州话基本相同。现有不少地名保留着古越语的“那”(读“挪”音)和“古”，如沙堆镇的那伏村，是“山村聚落”之意；司前镇的古猛村，是“山坡村落”之意。还有那咀、古井、古泗、古鲁、古兜山、古斗村、古冈、江门的古巷里、鹤山的那水、那白、古蚕、古劳和原属新会的古镇等。《五邑文化源流》载：“壮民把田称为‘那’，多水的田叫那榄，多沙的田叫那梭，……他们习惯以此作为地名和村名，……‘古’也是壮族常用的一个指称草木的量词，五邑地区同样存在以古字起头的地名。”“唐宋时期的壮族就是这些土著后裔的延续”。同新会旧民有密切关系，曾聚居瑶人的罗定和德庆县，以古为地名的，罗定有：古栏、古城角、仁古岭、古模等；德庆有：古有、盆古殿、古楼、古里、古亦坑、古塘、古董河等。没有以那字为地名，同那(“挪”)音似的罗字为地名的，两县有12个以上用罗为地名。十万户俚人首领冼夫人的故乡——电白县，有那霍、那庄、那碌山、那楼和古木山、石古角等；新会人冯业、冯融在罗州任刺史，即现在的化州，有那楼、那播、那西、那务、那冰、那度、那头、那米山和腰古、古塘、古楼山等。冯融墓在新会，即现台山的“那”船经之“古”冢岭，台山还有：那金、那琴、那陵、那马、那章、那潭、那扶等地名。此外，开平(3个以上)、恩平(6个以上)、阳江(13个以上)、高州(4个以上)、吴州(7个以上)、廉江(8个以上)、湛江(1个以上)、遂溪(3个 以上)、徐闻(10个以上)共62个以上用“那”为地名。从新会西至徐闻县，与罗定、德庆(旧民与瑶人有密切的联系)等，在这个区域里的俚、獠、瑶人，同属于古越族、也称为“南蛮”，大部分同化为汉族，没有同化的成为少数民族，壮族也是古越族的后代，因此“那”和“古”字的地名，是古越语。

　　罗贵等从珠玑巷南迁新会定居，是咸淳九年(1273年)还是绍兴元年(1131年)？两者相差142年。据宋史《贾似道传》所载：咸淳八年(1272年)，度宗皇帝祭拜先皇之后，下起大雨，丞相贾似道准备大辂(车)接帝回去，但胡妃哥哥胡显祖请帝乘辇(小车)回宫，贾似道大怒，“帝不得已为罢显祖(的官)，涕泣出贵嫔(胡妃)为尼”。这一史事变为民间传说：“宫妃(皇妃、苏妃、胡妃、尼妃、逃妃)之祸”，祸及珠玑巷居民大逃亡。众多姓氏族谱大同小异的记载：宫妃苏氏(或胡氏)“惧诛而逃”出宫，“易服为乞妇”。她到临安湾泊运粮船求乞，商人黄贮万见她不俗，“悦而匿之”，载她回珠玑巷，纳为妾，后知她是宫妃，改称张氏，瞒饰她的身份。……不料，家仆刘庄，将此事密告张尚书，张恐帝责己失职，便诈称珠玑巷一带有贼作乱，起兵讨伐，企图灭迹。珠玑巷居民罗贵的姑丈乔辉在兵部为指挥，急使人告知罗贵。咸淳九年(1273年)正月，罗贵等97人，共36姓，结伴逃难南行，往保昌县府办理南迁“文引”，准发立号编甲，带着眷属，结筏浮浈水而下至珠三角。罗贵来到蓢底(棠下良溪村)落籍，罗贵成为从珠玑巷南迁珠三角的代表性人物。许多氏族族谱，一方面强调他们的祖先来自北方，是中原血统的“华胄之后”。另一方面强调珠玑巷为故乡，从中原迁入珠玑，再往珠三角各地。各族谱记载用三十三姓(三十四、五、六姓)和九十七人编成的流徙铭(歌)：“珠玑流徙，罗湛郑张，尹文苏谢、陈麦卢汤、温胡赵伍、曾(曹)欧李梁、吴冯谭蔡、阮郭廖黄，周黎何陆，高发其祥(或高叶邓刘)，九十七人，开辟烟瘴，三十三姓(或三十六姓)，永镇南方，……逾远逾昌。”族谱凿凿之言，使子孙世世代代，言纪元必言咸淳年；述故乡必曰珠玑巷。但是，校对一下其祖先，正如《新会史话》所载：“新会一些氏族始祖虽是来自咸淳珠玑巷的南迁，(如：潮连区族、白石唐族、新魁滘黎族、七堡李族等)，几乎没有一家姓氏的始祖和那珠玑(罗贵率领)南逃的97户名字对得上号”。对得上号的是棠下良溪罗族，他们是罗贵的后代，该村有罗贵墓，所建的“罗氏大宗祠”，供奉罗贵为始祖。“流徙铭是罗贵所作”，他率领的36姓97人(户)，于绍兴元年正月十六日起程，三月十六日抵冈州，他入籍蓢底(棠下良溪)。他们集体南迁，是绍兴元年还是咸淳九年？罗贵是南雄的贡生，他对上七代的祖先罗彦怀，任宋太祖(960——976年)御前太尉忠翊郎，至绍兴元年为155——171年；至咸淳九年为297——313年。自罗彦怀七传至罗贵，于绍兴元年南迁，从时间上合符情理。罗贵等集体南迁，是经过申请取得县、郡“文引”的批准，在规定的期限内向入籍地政府报到入户。这就说明当时南雄和珠三角的政府，有效控制和管治两地，才能办理两地人口迁移手续。绍兴元年至三年，江西统制傅枢和诏岳飞率兵讨平赣、粤、湘、闽边界渚州、郡的动乱。(其中起义首领张忠、邓庆、刘军一等据南雄，被“江西统制傅枢讨平之”)。大量官兵集结与造反军队交战，两方需要大量物资补给。农民造反劫富济贫，政府要乡民服兵役和徭役，征收军饷、剿饷，人民负担过重和避战乱引至迁走他乡。这地区的动乱，仍然在政府控制和管治之下，罗贵等人才有可能办理南迁的“文引”。罗贵等人是因此南迁，还是因“宫妃之祸”而南迁？是绍兴元年还是咸淳九年？罗贵等办理南迁的“文引”，是真是假？有专家评论“宫妃之祸”不是真的，但苏妃传说不会改变，苏妃像依然兀立在珠玑巷。以珠玑为故乡的五邑人，也不会改变“咸淳”为纪元。中原人迁到珠玑巷再迁珠三角的历史，是因动乱、因民族战争(抗金、抗元)、因自然灾害(唐开元二年、宋嘉宝九年南雄大旱)等，珠玑居民逃难到珠三角的广州、新会和中山等地，因“宫妃之祸”则有争论。《五邑文化源流》载：“根据1986年的地名普查，江门五邑由南雄珠玑巷人迁来建村的有113个村落”。其中新会(含江门)45个、鹤山(至明代属新会)41个、开平(明末从新会分出成立开平县)22个，共108个。“迁移人数最多的是在南宋咸淳的10年之间，涉及到55姓的166族。(其次是1276——1279年宋末抗元战争，从珠玑巷迁来五邑有12个村落，13姓。)我们不排除其中有的家族并不真正迁自南雄，或因族小势弱或因时间久忘记了先祖迁移的历史，而攀附珠玑巷的传说”。从罗贵等36姓至现在，据《南雄珠玑移民的历史与文化》所载，珠三角29个县市有141姓来自珠玑，一条长1500公尺宽4公尺的珠玑巷容纳了这么多的姓氏。其中毛姓有增城中新镇乌石、莲塘和毛村，但没记载从珠玑迁来的时间；而从增城分支迁到博罗龙溪镇银冈村的毛姓，则记载从珠玑巷迁出时间是“宋绍兴元年”，但绍兴元年罗贵率领南迁的36姓中，没有毛姓。《珠玑巷民族南迁记》收集73姓中，没有毛姓。从似真似假、是真有疑问的史事中，就有一个为什么的问题，《新会史话》载：“笼统地都说成是咸淳年间从南雄珠玑巷南迁，都是不够准确的。这是封建社会地主阶级修谱时扳名显贵，炫耀宗祖而牵强附会造成的后果”。明代新会修志(弘治、嘉靖、万历年间三次修县志，其中弘治和嘉靖年修的两本县志早已失传)修谱，旧民自附于新民后，为了隐瞒对其不利的原旧民身份及其祖宗的来历，或造反失败者的后代，为了隐瞒先辈背叛朝廷的历史，修谱时，改写原宗祖的来历，成为于咸淳“宫妃之祸”，或宋末战祸南逃的“珠玑难民”，变为新民的宗祖的来历。明初实行的图甲制(全县分若干都，都统若干图，图统十甲、每甲一户)，延续至清代，每十年进行“编审”(更查丁口)。志书载：“一户或有孳生丁口逾千百者，亦有衰绝而仍存户名者。……大户丁口既多，或于本甲别开子户，而衰绝之户，……或因姓同冒称之，而冒籍攻讦之案，时有所闻焉”。这样，旧民归附新民，“于本甲别开子户”，或冒同姓的绝户，冒名顶替取得户籍。不编入图甲列为“客籍”的旧民，成为入编图甲的新民。旧民的生活习惯早已汉化，不用改变旧民的语言，易姓或不用易姓成为新民。

　　新会千年历史是旧民和新民所创造。旧民于唐代创造新会的繁荣，新民于明代创造新会的昌盛；旧民出山于海滨开辟会城(冈州城)，新民把会城建设为广东第三名城；1276至1284年，旧民与新民联手组成乡兵抗击元军，从珠三角至粤北梅岭，他们“铁衣夜冷原头马，宝剑秋高海角龙”，在这场民族战争中流血牺牲，承受着失败后的辛酸岁月；旧民先后兴建龙兴寺、玉台寺、黄云寺、孔子庙、司前月华寺、罗坑仙湧寺、牛湾道北寺、桂林村口的桂林寺(现寺内保存有宋代石雕奠酒器)等；新民开凿会城河、兴建国母殿和凌云塔、重建孔子庙、重修扩建继办旧民所建的寺庙等，这都是留传至今可知的旧、新民所创造的业绩。在明朝扶新民、压旧民的政策下，新民富强起来成为新会主人。旧民则为“客籍”，他们走向反面，前赴后继地起义反明，屡败被杀，外逃，余下的成为弱者，易姓或不易姓自附于新民。虽然旧民于明代已消失了，但以旧民的语言形成的新会话，仍留传至今，现新会人中，也有旧民的血统，因此，新会的历史，是从420年有“新会”的名字开始，至现在已有1585年的历史，是由前期的旧民和后期的新民所共同创造的。(陈汉忠)